特朗普政府伊朗政策評析——兼論其在中東的逆動

和平與發展 | 作者: 劉暢 | 時間: 2020-01-13 | 責編: 吳劭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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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伊朗作為中東大國,在該地區的能源、地緣、宗教等方面擁有重要的影響力,對美國在中東地區的霸權構成巨大挑戰。當前,特朗普政府正以應對伊朗問題為核心推進其中東政策,并在美國綜合國力相對下降的大環境下,尋求以較低成本繼續維持其在中東的主導地位,通過調整美國在中東的盟友體系來應對伊朗崛起導致的地緣格局新變化。本文試圖通過較為系統地闡述特朗普政府伊朗政策的宏觀背景、戰略目標、核心內容及實施效果,揭示其本質特征和優劣得失,勾勒當前美國中東政策的基本圖景,并嘗試對其未來走向進行展望,為中國與伊朗發展面向新時代的全面戰略協作關系提供參考。

[關鍵詞]特朗普 伊朗 中東 政策

 

伊朗作為中東大國,在該地區的能源、地緣、宗教等方面擁有重要的影響力,對美國在中東地區的霸權構成巨大挑戰。因此,特朗普政府執政以來,逐步將應對伊朗問題作為其中東政策的核心。本文試圖從特朗普政府的伊朗政策出發,根據其在中東的主要行為,勾勒出美國中東政策的基本圖景,并嘗試預判其未來走向。

一、特朗普政府伊朗政策的宏觀背景與戰略目標

在美國綜合國力相對衰退的大環境下,特朗普政府為了以較低的成本繼續維持美國在中東的主導地位,其在該地區的政策就需要突出重點,而力量壯大并常常對美國“叫板”的伊朗自然成為特朗普政府中東政策的首要針對目標。

(一)聚焦遏制伊朗“威脅”

在特朗普看來,奧巴馬時期的伊朗政策是“徹底的失敗”,它使伊朗在核武能力、導彈計劃和什葉派地區擴張三方面迅速崛起成一個能挑戰美國在中東主導地位的地緣強國,不僅無助于恢復美國在中東的威望和地位,反而極大損害了美國及其中東盟友的安全與經濟利益。特朗普認為,中東問題的根源在于伊朗及其導致的地區極端勢力泛濫,應將奧巴馬政府對伊朗的“接觸加懷柔”政策變為“遏制與圍堵”。[1]這既反映了美國不允許世界任何地區出現可挑戰自己霸權地位的強國這一傳統邏輯,也是美國一貫要樹立一個明確的敵人來凝聚國內民心、團結地區伙伴的政策延續。特朗普對伊朗采取強硬甚至敵對政策,實際上是重回伊朗伊斯蘭革命后美國歷屆政府對伊朗的政策基調。

(二)調整中東盟友體系應對伊朗挑戰

美國在從中東總體戰略收縮的大背景下,遏制伊朗和維系對中東的主導權更加離不開地區盟友的支持。因此,鞏固地區盟友體系、加強與地區盟友的團結,成為特朗普政府中東政策的必然選項。然而,特朗普尋求的是美國少出錢、少流血,將盟友置于遏制伊朗的前線,對盟友進行“后排領導”(lead from behind);雖然承諾繼續保護盟友,但要求盟友分擔更多的防務支出,將美國對盟友的安全承諾同盟友對美國的“反哺”掛鉤。為此,美國正在改變與盟國的權利義務關系,即美國利用其優勢軍事實力向盟國提供安全保護,盟國通過向美國提供保護費來增加美國軍費來源。

(三)阻遏俄羅斯在中東與伊朗“合流”

美國在中東的戰略收縮及對該地區管控能力和政治影響衰退,為俄羅斯進一步介入中東開啟了“機遇之窗”。近年來,俄羅斯集中有限的戰略資源,抓住重點持續發力,對美國形成明顯的擠出效應,并逐漸呈現與伊朗“合流”之勢,這成為特朗普政府在中東所要面對的關鍵問題之一。一方面,俄羅斯與伊朗加強全方位合作,不僅高調反對美國制裁伊朗,還解除了向伊朗提供濃縮鈾設備的禁令,恢復向伊朗提供S-300防空導彈系統,而伊朗則向俄羅斯開放西北部的哈馬丹空軍基地,與俄羅斯聯合生產核燃料、合建熱電廠等,并同俄羅斯開展了有關在歐亞經濟聯盟框架內建立自貿區的談判[2];另一方面,俄羅斯力促同伊朗和土耳其的“三國組合”,以推動政治解決敘利亞問題的“阿斯塔納和平進程”(2019年3月更名為“努爾蘇丹和平進程”[3])為抓手,不斷加強三國對中東議題的引領。因此,將俄羅斯的勢力和影響逐出中東,被特朗普政府視為實現遏制伊朗政策目標的重要一環。

二、特朗普政府伊朗政策的核心內容

當前特朗普政府的中東政策可大致歸結為“遏伊、挺以、扶沙、建盟、制俄”,即圍繞遏制伊朗威脅這個核心目標,以沙特、以色列為戰略支點,以打造“地區反伊朗大聯盟”為依托,防止俄伊走近為伊朗提供有力外部支撐,通過外交高壓而非大規模動武引領地區議程設置,謀求美國對中東的“有限介入平衡”。

(一)對伊朗“極限施壓”

特朗普政府宣稱的所謂“伊朗威脅”是核武開發、導彈計劃和地區勢力擴張“三位一體”的綜合性威脅,因此主張采取議題聯動式的“極限施壓”策略,將伊朗的核計劃同其他行為一道約束起來。

一是對伊朗實施精準的經濟制裁。特朗普政府單方面退出“伊核協議”后,美國財政部海外資產管理辦公室(OFAC)分批次將伊朗相關個人和實體列入“特別國民清單”(SDN List),對其實施金融制裁。[4]進入2019年,美國對伊朗制裁的力度有增無減:不再延長對以阿朗石油出口的“豁免”期限,從5月起正式對其實施“零石油出口”制裁,禁止任何國家購買伊朗石油;對伊朗的鋼鐵、鋁、銅等金屬行業和主要石化企業實施制裁;終止對進口伊朗低豐度濃縮鈾和重水國家的豁免;宣布將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及其下屬的海外作戰部隊“圣城旅”列為“外國恐怖組織”,制裁同其有經濟往來的個人和實體。此外,美國還揮舞美元霸權大棒,對全世界違反制裁令同伊朗開展經貿合作的企業實施“次級制裁”,對同伊朗有合作關系的外國實體進行金融服務和支付工具限制,令其不敢同伊朗開展業務聯系,對伊朗經濟造成殺傷。

二是對伊朗保持最大限度的軍事威懾。首先,特朗普政府將中東反恐從屬于大國地緣競爭和遏制伊朗威脅,將打擊恐怖主義與腰斬“什葉派新月地帶”緊密相聯,打擊手段由“軟”到“硬”,借此發出明確信號:伊朗作為“地區頭號支恐國家”,其地區代理人將被無情消滅,伊朗的地區擴張行為必須得到遏制。其次,特朗普突出強調網絡戰對威懾和遏制伊朗的重要性。今年6月,作為對伊朗擊落一架美軍“全球鷹”無人機的報復,特朗普下令對伊朗展開網絡攻擊,損毀伊朗的導彈控制系統和火箭發射系統,使伊朗軍力蒙受重大損失。最后,特朗普號召盟國共同參與其發起的波斯灣“海上安全聯盟”,以補充其構筑的“地區反伊朗大聯盟”,以實際的海上前沿軍事存在回應波斯灣屢屢發生的油輪遇襲事件,并警告伊朗不要采取封鎖霍爾木茲海峽等威脅美國及其盟友利益、導致局勢進一步升級的危險舉動。

三是對伊朗施加外交高壓。一方面,特朗普政府在單方面退出“伊核協議”后仍對其抨擊不斷,并對美伊之外的協議其他各方持續施加外交壓力,試圖孤立伊朗。另一方面,特朗普政府借各種突發事件加緊開展對伊朗的外交輿論攻勢。2019年6月發生阿曼灣“油輪遇襲”事件后,美國國務卿蓬佩奧當天就召開新聞發布會,稱“美方基于情報、襲擊所使用的武器、實施這一行動所需的專業水準”認定,是伊朗方面實施了這次“襲擊行動”,并稱 “此舉……是對國際和平與安全的明顯威脅”[5],要求美國部分盟友表態附和。

四是針對伊朗政權實施“政治戰”。特朗普政府認為,遏制伊朗威脅的最佳方式是謀求低成本的政權更迭,即通過非軍事手段顛覆伊朗政權。[6]在制裁難以撼動伊朗政權、而發動軍事打擊又成本太高的情況下,特朗普政府企圖以漸進方式不斷擴大伊朗政府與民眾之間的分裂,并不失時機地利用這種分裂對伊朗國內政治走向及其對外戰略態勢產生影響。

(二)著力構筑“地區反伊朗大聯盟”

重塑中東盟友體系是特朗普政府遏制伊朗威脅、實現對中東地區“后排領導”的重要環節。其具體內容主要包括兩個層次。

首先,力挺以色列和沙特這兩個最重要的中東戰略盟友。特朗普政府在駐以使館搬遷、“世紀交易”和戈蘭高地等問題上,單方面無限制地滿足以色列的安全需求,全力支持以色列保持在中東的突出軍事優勢,不僅使以自身安全得到更強有力保障,而且在地區事務中底氣更足。特朗普巨額的軍售和能源大單,以及在“卡舒吉事件”上的堅定立場,都給正同伊朗領導的中東什葉派陣營激烈競爭地區領導權的沙特注入了一針強心劑,既保住了這位親美的重要合作伙伴,又鞏固了美國對沙特的影響力,避免使沙特倒向中俄。特朗普政府通過“挺以”、“扶沙”來向地區盟友傳達兩個明確信號:一是突出伊朗威脅,將巴以問題進一步邊緣化,并淡化沙特同伊朗對海灣、中東及伊斯蘭世界“龍頭老大”地位的爭奪,讓以、沙在為美國賣命時無后顧之憂,死心塌地地追隨美國圍剿伊朗;二是強迫地區盟友“選邊站隊”,即誰像以、沙那樣支持美國對付伊朗,誰就能得到經濟和安全上的實惠,并能在美國的幫助下擺平國內麻煩,誰不這樣做或者猶豫不決,誰就會受到美國的冷落甚至懲罰,以此確保盟國意識到自身與美國享有共同利益,凸顯美國“無可取代”的地區領導地位。

其次,借助“中東戰略聯盟”重構美國中東同盟框架。有著“阿拉伯版北約”之稱的“中東戰略聯盟”是美國中東同盟體系的基本盤。2018年9月,蓬佩奧集體會見海合會6國及埃及、約旦的外長,正式宣布同這8個國家組建“中東戰略聯盟”。2019年2月,美國同上述8國的高級官員在華盛頓會晤,加緊磋商“聯盟”組建。根據特朗普政府的構想,“中東戰略聯盟”主要包含三個核心支柱:一是安全支柱,包括協調各成員的作戰行動和安全合作,加強成員防務系統的集成性,允許美國監管各國出口武器的最終用途等;二是政治支柱,包括提升各成員國內部的治理能力和成員間互助,為成員提供分歧解決機制和地區危機協調平臺,推動阿以和解等;三是經濟和能源支柱,包括促進成員間貿易與投資,加強成員間能源投資和基建活動,協調阿拉伯國家為地區穩定和援助項目提供財政支持等。特朗普政府希望借構筑“中東戰略聯盟”扭轉前任政府對中東的戰略冷落,消解地區盟友在軍事安全領域的對美離心傾向,讓盟友在美國淡出中東后繼續遏制伊朗、打擊恐怖組織和平衡中俄地區影響力擴展,保證以色列免受伊朗等地區敵對勢力的攻擊,并借此拉近阿以關系,從機制化角度推動阿以和解,進而真正維護以色列安全。

(三)制衡俄羅斯與伊朗走近

為防止俄羅斯與伊朗的不斷走近給美國帶來更大威脅,特朗普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試圖抵消俄羅斯在中東不斷擴展的影響力。一是同敘反對派協調立場,抵制俄羅斯、土耳其、伊朗三國共同主導的“阿斯塔納和平進程”及其框架下的“敘利亞全國對話大會”;二是在從敘利亞撤軍問題上多次反復,對有關各方開出各種撤軍條件,實際上是想賴在敘利亞不走,以防俄羅斯在該國取得絕對的軍事優勢,并阻止敘利亞政府軍在伊朗幫助下擴大戰果;三是利用俄羅斯、土耳其、伊朗三國的歷史積怨及在敘利亞問題上的政策分歧,抓住土耳其這一三國組合中的最薄弱環節,繼續對其軟硬兼施,暗中努力緩和美土關系,試圖拆散三國組合,分化瓦解俄羅斯在中東的聯盟陣線。

三、特朗普政府伊朗政策的效果

特朗普政府在中東緊抓重點國家和主要議題的戰略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其多取少予、先取后予甚至只取不予的做法受制于多重因素,導致其伊朗政策總體上失大于得,而且“得”僅具階段性效應,“失”卻有長期性隱患。

(一)短期之“得”:遏制伊朗初見成效

特朗普政府的“極限施壓”在一定程度上打疼了伊朗,給其經濟、社會、政治、外交等造成明顯困難。一是經濟遭受重創。特朗普政府對伊朗的精準制裁使伊朗石油出口銳減,從2018年6月的日均230萬桶驟降至2019年7月的不足50萬桶,堪稱歷史最低。[7]此外,美國的次級制裁使伊朗無法再用美元進行石油出口結算,而歐洲對伊朗承諾的“貿易支持結算機制”(INSTEX)則因美國的強力阻撓和伊歐之間意見不統一而遲遲無法落地,致使伊朗難以用石油換回資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在2019年7月修訂的《世界經濟展望》預測,2019年伊朗經濟總量將萎縮9.3%左右[8],恐將遭遇自1988年兩伊戰爭結束以來最大規模的經濟衰退。二是民生更加困苦。美國對伊朗的制裁使其外匯市場全面癱瘓,其貨幣里亞爾貶值幅度一度超過50%,通貨膨脹率從2017年的9.6%迅速飆升至2018年的31.2%,失業率達到13%,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降到5300美元。[9]經濟形勢的嚴重惡化迅速傳導到社會民生領域,民眾不滿情緒抬升,社會危機不斷顯現。三是國內政壇出現嚴重分歧。特朗普政府單方面退出“伊核協議”及其產生的影響使伊朗國內的政治分歧日益嚴重。原本對“伊核協議”極度不滿的強硬保守派借機攻擊魯哈尼政府無法有效維護國家利益,伊朗議會一小組甚至于2019年2月提出總統無能和彈劾草案計劃。同月,伊朗外長扎里夫辭職,嚴重沖擊伊朗政壇,外界普遍猜測其辭職為國內強硬保守派壓力所迫。四是外部環境惡化。石油收入銳減使伊朗對地區代理人的支持受到影響,哈馬斯、黎巴嫩真主黨等正經歷嚴重的財政危機。伊朗不得不收縮和克制自己的地區擴張,其行為模式已發生一些改變。

(二)長期之“失”:美維持中東霸權成本上升

首先,低估伊朗抗壓與反制能力,“極限施壓”接近飽和。美國的“極限施壓”盡管給伊朗帶來了很大困難,但很難將其完全壓垮。伊朗畢竟有著同美西方長期抗衡的經驗和能力,對美國采取了富有針對性的反制措施并取得一定效果。一是多措并舉確保自己渡過經濟難關。與歐洲合作應對美國制裁壓力,共商建立伊歐貿易“特殊目的通道”(SPV)及“貿易支持結算機制”(INSTEX)等;擴大同俄羅斯和中國的能源、經貿及金融合作,逐步實現雙邊貿易(尤其是石油貿易)的本幣結算;加強“向東看”政策,拓展與新興大國及亞太國家的經貿合作,同印度、土耳其、日本、韓國等擴大銀行間融資等多領域經濟合作,互以本幣結算石油及其他貿易。二是綜合施策確保外交主動。利用國際社會對繼續維護“伊核協議”的共識,團結歐洲、俄羅斯和中國孤立美國,同時實施“邊緣政策”,通過在協議規定范圍內逐步突破相關限制性條款迫使歐洲滿足自身要求[10];對美斗爭軟硬皆備,既多次表示不可能在美國不斷增加制裁的情況下與美國展開任何形式談判,又提議在美國永久放棄制裁等前提下與美國及其他各方啟動新談判;依托俄土伊三國組合積極發展周邊關系,維持并拓展伊朗的地區利益線,對敘利亞、也門、伊拉克和海灣阿拉伯國家頻繁展開“魅力攻勢”,鞏固“什葉派新月地帶”;利用“海合會危機”與沙特展開“盟友爭奪戰”,尤其是同卡塔爾加強政治和經濟合作,相互雪中送炭,有效遏制沙特影響力,打擊美中東同盟體系薄弱環節。三是軍事上示強對手又保持克制。一方面,對美國及其盟友敢于“亮劍”,頻繁在波斯灣進行大規模軍事演習,擊落美軍“全球鷹”無人機,迫使英國釋放被扣伊朗油輪,同時呼吁成立“波斯灣安全新架構”,倡導互不侵犯原則、建立戰略互信、成立“地區對話論壇”等。另一方面,力避直接打擊美國在中東駐軍,而是選擇其盟友作為打擊對象,并借助自己的代理人襲擾以色列和沙特,避免將敘利亞變成伊以大打出手的戰場。伊朗利用獨特地緣政治優勢,因地制宜縮小與美國及其盟友在常規軍事力量方面的差距,在中東形成與美國軍力基本相持的戰略態勢。

其次,屢屢失信于盟友無異于飲鴆止渴。特朗普政府一再傷害阿拉伯世界的尊嚴,通過威逼利誘的方式,施壓阿拉伯國家與美、以合作,必將加深阿以裂痕,不利于阿以長久實質性和解,不僅難以從根本上維護美國與盟友間的團結,還會加劇地區國家反美、反以情緒,甚至造成阿拉伯世界內部的進一步分化,促使對美行為持強烈反對立場的阿拉伯國家(尤其是什葉派主導國家)站到伊朗一邊,為包括遏制伊朗在內的美國中東利益埋下深遠隱患。

此外,特朗普政府一再拋棄盟友又自私自利的行為,在讓盟友心寒的同時也損害了其伊朗政策。最新的例證就是,美國在土耳其于今年10月發動的“和平噴泉”軍事行動前,同土耳其就建立敘北“安全區”問題達成協議,實際上是給土打擊敘北庫族武裝開了綠燈;而在土耳其展開攻勢后,特朗普又下令駐扎敘北的美軍撤出,致使庫爾德盟友孤立無援,在土耳其凌厲的攻勢下節節敗退,被迫同俄羅斯/敘利亞政府聯軍合流。 特朗普政府的這些政策遭到美國國內猛烈抨擊和地區盟友普遍不滿。今年10月底,“敘利亞憲法委員會”如期召開,俄土伊三國主導的敘利亞問題政治解決進程取得重大突破,俄羅斯成為敘利亞局勢最重要的塑造者和仲裁人,特朗普政府不僅沒能通過示好土耳其來達到離間俄土關系、破拆三國組合的目的,反而使三國走得更近,使美國在敘利亞的話語權和勢力被進一步被排擠,地位日益被邊緣化,更令美誠信廣受質疑,加深盟友對美不信任,美國戰略信譽資產一再貶值。更重要的是,美推翻巴沙爾政權、并進而腰斬“什葉派新月地帶”的目標基本宣告破產,反而更鞏固了伊朗與巴沙爾政權的同盟關系,特朗普政府伊朗政策效果因而大打折扣。

再次,“反伊朗大聯盟”前景暗淡。一方面,特朗普政府對盟友的整合效果不佳。其中最明顯的就是美國對“海合會危機”的調解不力,海合會內部分裂導致各成員國對伊朗態度出現明顯分化:卡塔爾將沙特視為國家安全的最大外部威脅,愈發堅定地倒向俄土伊三國組合,成為其有力的外圍烘托;科威特、阿曼同情卡塔爾,公開主張接觸伊朗,同敵視伊朗的沙特、阿聯酋和巴林產生嚴重分歧,挫傷了沙特的地區領導力。海合會內部分歧還產生了顯著外溢效應,埃及、約旦對伊朗被美國渲染成“地區頭號支恐國家和威脅源頭”反應冷淡,埃及更是在今年4月明確表示不會參與“中東戰略聯盟”。特朗普堅定“挺以”、“扶沙”使其不可能在沙特和卡塔爾之間“一碗水端平”,也使其他阿拉伯國家無法如其所愿一致遏制伊朗。與伊朗交好的美國阿拉伯盟友都不希望在美國和伊朗之間激進地選邊站隊,而是希望通過“平衡外交”策略對美伊兩面取利,避免激怒任何一方,最大限度保障自身安全。

另一方面,美盟友暗含與伊朗緩和意愿。雖然美國的中東盟友總體上仍同伊朗保持著競爭乃至對抗態勢,但其中不少國家主張緩和地區緊張局勢、改善同伊朗關系的呼聲逐漸增大。比如,沙特盡管近年在也門、卡塔爾、巴林等國對伊朗及什葉派力量展開強硬的外交與軍事攻勢,但其內在的虛弱實際上正在日益暴露。特別是在“海合會危機”后,其對海合會的指揮棒基本失靈,地緣撬動能力變得有限,資源調度接近枯竭,國力日益透支,影響力擴張基本見底,同伊朗爭霸日漸力不從心。[11]因此,沙特和伊朗已經到了“誰也吃不掉誰、誰也擠不走誰、誰也離不開誰”的被動均勢狀態,都有同對方緩和關系、降溫地區局勢的需求。近期,沙特和伊朗領導人罕見地聯合呼吁土耳其停止對敘北攻勢,展現出難得的對外一致立場。更有甚者,兩國對各自石油設施和油輪接連遇襲均表現出高度克制,既未深究對方“責任”,也沒有激烈的報復行為,都顯示出雙方均有意降低事件調門,避免對抗升級。沙伊互表善意對特朗普政府力圖撮合盟友圍剿伊朗構成很大不確定性。

最后,俄土伊三國組合難拆散。三國正在中東舞臺上發揮愈加重要的引領作用,并在經濟、外交、軍事等領域給予伊朗全方位支持,與伊朗主導的“什葉派新月地帶”一道,顯著增強了伊朗對美抗壓力和地區行為力,成為伊朗對沖特朗普“極限施壓”和“中東戰略聯盟”政策的黃金工具??偟膩砜?,俄土伊三國組合既是現實利益驅動和地區形勢所迫的結果,亦有一定的主觀能動性,其發展勢頭較好,生命力較強。特朗普雖多次尋求拆解三國組合、對其各個擊破,但均未達目的。只要特朗普繼續奉行與俄羅斯、伊朗對抗的政策,并在改善與土耳其關系上乏善可陳,三國組合就很難被拆散,并將對伊朗提供越來越大的支持,對特朗普的中東政策形成越來越明顯的掣肘效應。

四、美伊博弈前景難明

志在連任的特朗普為爭取外交加分,可能對伊朗采取更強硬的對抗措施,使得明年美國大選前中東發生“黑天鵝”事件的概率大增。

(一)“不打不談”仍是美伊博弈大趨勢

一方面,美伊均無意開戰。特朗普一直尋求從中東體面收縮,其在大選前違背主流民意、冒選情和財政血崩之巨大風險對伊開戰的可能性幾乎為零。伊朗軍力不容小覷,美國一旦與其開戰,戰爭規??赡苎杆倜撾x掌控并將美國再次拖入中東深淵,對美國國力的損耗及全球戰略的長遠拖累將使其難以承受。伊朗雖屢向美國“秀肌肉”,但實際上非常清楚自身軍事實力無法與美國全面抗衡,因此不會采取極端舉措刺激美國對自己動武。

另一方面,美伊重啟談判的可能性仍較小。第一,“怎么談”是困惑所在。特朗普政府希望美伊雙方直接談,并多次向伊朗政府喊話稱“無意對伊政權更迭”、“坐等伊朗人來談”等。[12]伊朗內部對此呈現一定分歧:最高領袖哈梅內伊堅持認為美國毫無信譽,不會在高壓之下與其進行任何談判,其顧問侯賽因德漢和伊斯蘭革命衛隊也堅持“不會與特朗普談判”[13];但魯哈尼總統卻表示,“伊朗一直準備好進行對話,但絕不會屈服于霸權”[14],只要美國取消制裁并重返“伊核協議”,伊朗可隨時與美國談判。第二,“談什么”是癥結核心。伊朗希望保留當前的“伊核協議”,因為它給伊朗發展核計劃留有許多“后門”。但特朗普政府堅持要將核問題與伊朗的導彈計劃、地區行為掛鉤,觸犯了伊朗的利益底線,美伊在該問題上的結構性矛盾短期內難以解決。伊朗國內對“伊核協議”態度也日漸消沉, “研核自?!闭匦鲁蔀橐晾收缙毡楣沧R。[15]此外,美伊都在觀察對方國內形勢變化,期望通過“延宕策略”將局勢拖到對自己有利的時機再提出談判條件。

(二)意外情況值得關注

美伊擦槍走火的可能性上升。對伊“極限施壓”接近飽和、久攻不下的特朗普政府可能會采取更加激烈的冒險行為,如在波斯灣對伊朗進一步展示武力等。伊朗內部派系斗爭日趨激烈,溫和的魯哈尼政府迫于強硬保守派的巨大壓力而對美國、以色列、沙特頻頻示強,并對歐洲加大施壓。美伊戰略誤判不斷累積,“對抗螺旋”急速升級。此外,美伊未必夠有效控制各自盟友和代理人,它們有可能迫于形勢或自衛需要鋌而走險,單獨采取先發制人行動,拖美伊下水。

但美伊談判大門并非完全封死。雙方官員乃至兩國總統仍可能利用國際多邊場合進行“非正式”接觸,既探對方口風和虛實,又給自己外交政績加分。其他國家也有意助美伊打開談判局面:伊拉克已主動表示愿意調解兩國矛盾,阿曼、科威特、卡塔爾與伊朗交好,美國的亞太盟友與伊朗素無積怨,都可為美伊傳話。[16]美伊有可能通過第三方溝通,或在他國進行先期談判。

結 語

特朗普政府的伊朗政策是在美國尋求從中東戰略收縮、中東格局出現巨大調整的歷史背景下出現的,它以遏制伊朗威脅、保護盟友安全、維護美國在中東主導權為主要目標,雖然短期內使美國從中東獲得了不少收益,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和投入的下降,特朗普政府在遏制伊朗、整合盟友等方面的局限性日漸顯現,該政策高開低走恐難避免。展望未來,中東在較長時間內將很難擺脫域外大國激烈爭奪、域內諸強爭霸稱雄的基本格局,特朗普政府的伊朗政策給該地區帶來的多是緊張和不安,背后反映了的一個相對衰落的霸主在“躊躇地退出”中東時所表現出的焦慮和不自信。

特朗普政府與伊朗為敵、用伊朗問題強迫地區國家選邊站隊的做法,不僅加劇了地區分裂,使原本就非常動亂的中東形勢更具不確定性,也招致地區國家、尤其是美盟友越來越多的不滿。中東國家對伊朗的態度,并不取決于特朗普或其他美國政治精英的意志。地區各國出于自身安全、經濟利益考慮,正不同程度透露出與伊朗改善關系的意愿。在“求穩定、謀發展”逐漸成為中東地區普遍共識的大環境下,各國迫切渴望為國內和平發展創造安穩的地區環境?,F階段恰是探尋地區局勢降溫的關鍵機遇窗口期。特朗普政府的伊朗政策愈發顯得不合時宜,長久必適得其反。

中東上述積極變化,以及地區各國迫切渴望將自身發展戰略對接“一帶一路”倡議,為中國加大對中東全方位投入、提升對該地區格局的塑造能力,提供了歷史新機遇。對中國而言,我們需要從國際力量對比格局變化和全球地緣秩序演變的戰略性高度,來重新認識伊朗在世界范圍內的特殊重要性,明確伊朗是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地區大國,是維護地區穩定與平衡的重要力量,[17]據此構建面向新時代的中伊全面戰略協作關系,為提升中伊關系、致力中東和平發展貢獻力量。


(劉暢是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發展中國家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博士。原文載《和平與發展》,2019年第6期)


[1]李巖:《特朗普安全戰略的調整與限度》,載《國際安全研究》2018年第5期,第66頁。

[2]程可凡:《透視美俄在中東的爭奪》,載《現代國際關系》2018年第4期,第27頁。

[3]董漫遠:《俄土伊三國組合的作用及前景》,載《國際問題研究》2019年第5期,第88頁。

[4]U.S. Department of the Treasury, “Iran Sanctions,” October 25, 2019, https://www.treasury.gov/resource-center/sanctions/Programs/pages/iran.aspx.

[5]《美國指責伊朗應為阿曼灣油輪遇襲負責,伊朗:毫無根據》,《新京報》,2019年6月14日,https://news.sina.com.cn/c/2019-06-14/doc-ihvhiews8789540.shtml。

[6]王雷:《透視特朗普政府的伊朗新戰略》,載《當代世界》2018年第9期,第46頁。

[7]MEES, “Iran Exports at New Low,” September 13, 2019, https://www.mees.com/2019/9/13/geopolitical-risk/iran-exports-at-new-low/d65f3950-d63c-11e9-ae6c-a979f3552efc; MEES, “Iran Crude Exports Collapse to Record Low,” July 28, 2019, https://www.mees.com/2019/6/28/opec/iran-crude-exports-collapse-to-record-low/570365d0-99af-11e9-8820-3b37f97daf29.

[8]IMF, “Still Sluggish Global Growth,” World Economic Outlook, July 18, 2019, https://www.imf.org/en/Publications/WEO/Issues/2019/07/18/WEOupdateJuly2019.

[9]Thierry Coville, “La stratégie iranienne des états-Unis : que faire maintenant que Téhéran refuse de céder à la,” Pression maximale, June 20, 2019, https://www.connaissancedesenergies.org/tribune-actualite-energies/la-strategie-iranienne-des-etats-unis-que-faire-maintenant-que-liran-refuse-de-ceder-la-pression-maximum; Didier Billion, “Iran, l’heure de tous les dangers?” IRIS, 27 Juin 2019, https://www.iris-france.org/138914-iran-lheure-de-tous-les-dangers/.

[10]唐志超:《伊朗核問題的大國博弈及其影響》,載《當代世界》2019年第8期,第42—48頁。

[11]馬曉霖:《“薩勒曼新政”與沙特內政外交走向》,載《西亞非洲》2018年第2期,第3—30頁。

[12]吳曉芳:《是伊朗問題,非伊朗核問題》,載《世界知識》2019年第16期,第12—22頁。

[13]中國駐伊朗使館經商參贊處:《伊領袖顧問稱伊朗不與特朗普談判》,http://ir.mofcom.gov.cn/article/jmxw/201908/20190802894262.shtml。

[14]中國駐伊朗使館經商參贊處:《魯哈尼表示伊朗一直愿意對話但絕不屈服于霸權》,http://ir.mofcom.gov.cn/article/jmxw/201907/20190702882224.shtml。

[15]李新烽主編:《中東黃皮書:中東發展報告No.21(2018~2019)》,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年9月版,第179頁。

[16]熊通:《三國斡旋美伊對峙》,載《環球》2019年第17期,第38—39頁。

[17]吳冰冰:《現代世界格局變遷中的“伊朗問題”》,載《文化縱橫》2019年第4期,第66-7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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