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萊曼尼之死的幾個后續效應

清華大學戰略與安全研究中心 | 作者: 姚錦祥 | 時間: 2020-01-20 | 責編: 吳劭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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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圣城旅”指揮官蘇萊曼尼于1月3日遭美軍炸彈襲擊喪生,“第三次世界大戰”一度成為推特上的熱搜詞匯,也將伊朗伊斯蘭革命以來40年的美伊沖突推向了新高潮。經過幾天的喧囂和爭論,政府、媒體和智庫逐漸趨于冷靜,普遍認為發生全面戰爭的可能性不大,但問題在于,這件事對地區和全球政治會有哪些后續影響?

一、美伊將陷入長期“低烈度”對抗

空襲之后,美伊雙方都做出了不少強硬表態,伊朗更是對數個美軍基地發動襲擊,但基本都在可預期和可控的范圍之內。美伊如果說在某一點存在共識的話,就是都不愿將沖突擴大為全面戰爭。一方面,伊方雖然將蘇萊曼尼視為革命的“殉難者”,但絕不希望整個體制成為中東戰爭的“殉難者”,它要著眼的是政權的未來。伊方雖然宣布進入中止履行伊核協議的第五階段,但表示一切都是可逆的,并保留了與美國對話的可能。

另一方面,外界普遍質疑的是,為什么特朗普偏偏選在這個時候動手?很容易聯想到是2020的選舉算計。如果其目的只是為了強化國內支持、轉移彈劾視線,那么他如今所做的已經足夠了。如果情勢繼續惡化,甚至出現又一次人質危機或班加西事件,那簡直是得不償失。因此,美伊陷入長期的“低烈度”對抗,將是未來可能的發展方向。

伊朗有可能采取的政策包括:

第一,有發生針對美國人“獨狼式”恐怖襲擊的可能性。

第二,美國在中東的軍事基地將成為伊朗首選的攻擊目標,伊朗也會漸次給美在中東盟友如以色列、沙特及其他海灣國家制造麻煩,迫使其在外交上與華盛頓保持一定的距離。

第三,伊朗將會有限地推動其核項目,在中東地區散播戰爭氣氛,推動域內國家和歐洲對美國的離心傾向。

第四,針對美國公民的綁架和扣押可能會變多,以便成為未來談判時的籌碼。

第五,針對美國的網絡攻擊可能會變多,伊朗人知道現在正是美國的選舉周期,也知道如何給特朗普制造更多的麻煩。

第六,數十年來美伊在隱蔽戰線的斗爭從未停止過,此后可能會進一步激化,包括鼓動反美的什葉派民兵武裝發起進攻等等,伊朗的工具箱里有太多方案可資利用。

二、伊拉克撤軍問題成為主要關注點

在這場美伊沖突中,誰是獲利者、誰是失敗者?雖有不同的評價標準,但外界都高度關注伊拉克在驅逐美軍問題上到底會走多遠。蘭德公司分析師本·可那波(Ben Connable)認為,如果美軍最終離開了伊拉克,那將是伊朗的完全勝利。

目前,沒有任何的雙邊條約和駐軍地位協定授予美國在伊拉克駐軍的合法性,美在伊的軍事存在是非正式的,完全基于伊拉克政府的邀請和善意。而隨著“伊斯蘭國”在伊拉克的銷聲匿跡,美軍繼續留在伊拉克的借口也已喪失。就在1月5日下午,伊拉克議會居然全票通過一項“要求外國軍隊撤出伊拉克”的決議,顯示出其內部反美情緒已醞釀到高點。雖然這項決議對政府不具有強制約束力,但對于看守政府總理阿卜杜勒·邁赫迪來說,卻是極大的政治支持。從近幾日的局勢發展來看,伊拉克儼然成為美伊代理人戰爭的主戰場,勢必會進一步強化要求美軍撤離的民意基礎。

伊拉克自2003年以來,一直試圖在美西方和伊朗之間維持平衡,但天平最近發生了有利于伊朗的變化。首先,伊拉克政府在經濟、財政上對伊朗的依賴很大,伊拉克是伊朗非石油產品的第二大進口國,其南方省份的電力供給也需要伊朗的支持。此外,伊朗支持的伊拉克民兵組織在對抗“伊斯蘭國”的運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大量伊拉克政客也與伊朗有著緊密的個人關系,不少民兵組織領導人甚至進入了伊拉克議會,這是美國所不具備的政治優勢。一旦美國從伊拉克撤軍,伊朗有望打通“兩伊-敘利亞-黎巴嫩”之間的聯系,形成對其十分有利的地緣政治態勢。

實際上,在冷戰的高峰期過后,不少國家都開始反思美國的駐軍問題,不時爆發出反美運動,這也是主權意識、民族意識興起的必然結果。蘭德公司的斯泰西·佩蒂約翰認為,70年代的泰國可能是伊拉克值得學習的范例。當時美國無視泰國主權肆意使用其基地的行為,激發了強烈的民怨和社會運動,最終導致1976年美國從泰國完全撤軍。泰伊體制有類似之處、也都屬于極化社會、易于煽動民粹,如果將對外國軍隊的反感作為選舉動員的工具,可能會贏得伊拉克人民較多的支持。

三、反恐形勢可能將再度惡化

自從各方加大對“伊斯蘭國”的打擊以來,其在敘、伊兩國的影響力已大不如前。目前,“伊斯蘭國”逐漸進行戰略轉移,一方面是向中亞、阿富汗轉移,也就是傳統意義上的“大呼羅珊行省”;一方面是向北非轉移,以積蓄實力。但這并不意味著他們放棄恢復對敘、伊控制的努力,而此輪美伊矛盾為其提供了復蘇的可能性。

首先,美國在伊拉克主導的多國聯盟,已經宣布將主要精力從“與‘伊斯蘭國’武裝分子作戰”轉移到“保護其基地內的軍隊、防范潛在襲擊”,德國、加拿大、克羅地亞等國已經宣布從伊拉克暫時撤軍。聯軍的整體實力和日常訓練有所受損,不得不暫時終止了打擊“伊斯蘭國”的軍事行動,這客觀上為“伊斯蘭國”贏得了生存空間,幫助其重建敘、伊兩國的組織網絡。而外界擔心的是,一旦美國中東政策的重點從打擊“伊斯蘭國”轉向“與伊朗對抗”,“伊斯蘭國”無疑會成為此輪美伊沖突的最大受益者。

其次,這與上文提到的美軍是否從伊拉克撤軍密切相關。一方面,伊拉克安全部隊將失去訓練、裝備、物資、醫療方面的援助,能否應付“伊斯蘭國”的挑戰還是未知數。另一方面,若美國最終從伊拉克撤軍,對抗“伊斯蘭國”的國際聯軍指揮中心勢必將從巴格達移至其他國家,敘-伊兩大戰場的聯系紐帶將被切斷。聯軍在敘的軍事行動,一定程度仰賴伊拉克的支持,這樣一來將會減弱聯軍在敘利亞的進攻勢頭,給予“伊斯蘭國”更多的發展空間。

四、可能成為影響2020美、以大選的重要變量

2020年是一個重要的大選年份,但特別值得關注的有美國和以色列兩場,它們都與這次的美伊沖突密切相關。

從美國方面來看,不少評論都認為擊殺蘇萊曼尼的行為“大快人心”,但問題在于,為什么是現在做?以及有沒有考慮過相應的后果?五角大樓認為,這次軍事行動的目的是“威懾伊朗未來的進攻計劃”,但這一目標顯然沒有實現。伊朗不僅很快做出了軍事回應,而蘇萊曼尼一人之死也很難改變“圣城旅”的本質和行動方案。亞倫·戴維·米勒(Aaron David Miller)和琳達·希爾德(Linda S. Heard)都認為,特朗普缺乏一種終局(endgame)意識,他只考慮這場游戲如何開始,卻沒考慮該如何結束。

這輪美伊沖突對特朗普的選情將如何影響,外界的評價兩極分化。有的認為這展現了其強人形象,有加分效果;有的認為這會把美國卷入一場不可測的中東大戰漩渦,有減分效果。但回顧美伊交往史,真正對美國選舉構成沖擊的就是1979年的伊朗人質危機,因此外界關注是否會有第二次人質危機出現,以對特朗普進行政治要挾。

就以色列方面來看,其破天荒的要在一年內進行第三次議會選舉,前兩次的組閣均告失敗,內塔尼亞胡也沒有從腐敗指控的漩渦中走出來。但此次美伊沖突繼續發展下去,將對以色列的生存安全構成實質影響。美伊在中東所散布的戰爭氣氛,將成為今年3月內塔尼亞胡的重要助選工具。他的貪腐問題可能會來到次要地位,安全挑戰和伊朗威脅將上升到主要地位。如果局部或地區局勢升溫,其競爭對手本尼·甘茨的地位將進一步弱化。另外,內塔尼亞胡還希望借此將“阿拉伯聯合名單”從組閣的可能性中排除出去,并打擊阿拉伯裔選民投票的積極性。因此,內塔尼亞胡政治生命的關鍵,就在于未來幾周能否盡快將安全議題和伊朗威脅上升為國家關注的首要事項。

以蘇萊曼尼之死揭開了整個2020的序幕,預示著今年對中東和世界都是個充滿變數的年份。美伊沖突對地區反恐、阿以關系、大國博弈都有連帶影響,且具有長期性和復雜性。中東歷來是地緣政治爭奪的核心地區,也是我“絲綢之路經濟帶”經過的主要區域,對相關形勢和未來演變需要緊密追蹤,做好應對準備。


(姚錦祥是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發展中國家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原文首發于“清華大學戰略與安全研究中心”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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